由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对中国慈善事业质疑浪潮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尽管这场由微博、网络再经由报刊、电视等主流媒体放大的批判中国慈善组织的舆论风暴，让业中人士抱屈，至今可能还有很多人在自怜自艾，抱怨网民和公众不懂我的心：为何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你们看不见，偏揪着那么一点失误不放？但理性告诉我们，应尽快跳出这种本位主义思考的误区，要学会站在社会和大众角度来思考未来和发展：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批评，表明公众对慈善组织不满意，对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不满意，对慈善的管理现状不满意。

　　目前，慈善界的专家学者已在开始反思，我们业界人士更应当从沮丧消沉中警醒，吃一堑，长一智，要从这场看似飞来的横祸中自省、思过、图强，有所长进。如果消极应对，说这些批评是网民媒体滥施暴力，红十字会遭遇郭美美是无辜受过，但这些不管是否准确的批评和质疑，就像财务管理中的沉没成本，已经形成红十字会乃至整个慈善领域的品牌亏损，抱怨无济于事，我们绝对不能再沉溺其中，只能着眼于未来的价值：汲取教训，深入改革，增加对未来营收的投入，加强管理和营销，才有可能扭亏为盈！

 首先

   ，要大力推进慈善的公开透明。媒体和公众对慈善的怀疑和不信任，源于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做的还很不够。也可能大家会说，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的公开透明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红十字会、众多公募基金会都有了网站，都编印年报，都会通过捐赠仪式、项目冠名和碑记等回馈捐方，政府也加大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定期进行年检、审计，但是这些还达不到公众的预期。

　　这次郭美美事件中，如果我们能更多掌握和尽早主动公示商业红十字会及其参与博爱小站项目商业机构的真相，而不是让网民和媒体一步步深挖出来，或许此波舆论风暴不会演变到如此暴虐。中国红基会在这次舆论质询浪潮中，公开透明做得比较好的项目还是得到认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在比较了中国最知名的几个公募基金会的网站后，还是承认：在公募基金会中，中国红基会的公开透明做得较好。但公开透明度弱一些的项目，就招致媒体质疑和批评。红十字会总会的捐赠信息上线，尽管一度由于小的细节疏漏招致批评，但增加公开透明的改进趋向，总体上得到了公众和业界专家的好评。

　　公益组织的本质究其实不过是帮助公众行善、实现个人价值、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信托平台，只有成为透明的钱口袋，公众和企业才会陆续不断地给你捐款。因此，慈善机构要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开、透明，让公众知道捐赠资金的投向，了解管理成本的列支比例，既要接受政府的年检、审计，还要接受捐方、媒体和社会的查询、质疑和批评。只要做到公开透明，谣言就会止于真相，公信力和影响力就会真正建立。

 其次

   ，要大力改善和提升慈善机构的管理水平。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论是商业红十字的问题、慈善总会捐赠发票问题，最终归结还是一个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有的是管理机制设计存在缝隙，有的是有制度但人员管理不到位，有的是管理细节出了差错。商业红十字会的博爱小屋，本是一个具有公益创新性的项目，但由于运营管理不到位，因此在遭遇郭美美事件的意外牵扯后，面对公众的质疑难以作出快速而清楚的解释。而红十字总会由于对行业红十字会的发展缺少制度设计，也缺少监管机制，致使这一局部问题最终要由红十字总会买单，承受整个红十字品牌的污损。中华慈善总会所谓的“尚德诈捐门”事件,暴露的也是慈善组织在捐赠物资接受、发放及捐赠发票开具的细节管理问题。因此，对慈善组织来说，尤其是组织网络遍布全国的红十字会、慈善会来说，要狠抓管理，既要补木桶的短板，又要弥合木板间的间隙，对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活动细节、每一笔捐款都必须管理严谨，否则的话，这种统一使用名称或品牌而分级治理的组织结构，管理稍有不慎，最易出现的结果是一损俱损。

 第三

   ，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改革。这次舆论风波似乎把中国慈善的官办体制作为批判火力最集中的焦点，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些观点。中国当代慈善起源于官办，其作为中国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弥补政府公共产品不足的替代品而产生，因此政府部门一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强力推手，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儿基会、中国青基会、慈善会这些公益机构都是在党和政府推动下成立或恢复工作的。官办并非万恶之源，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很弱小，仍然还需要政府的支持，包括中国慈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仍然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

 

　　改革和发展无疑应成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主旋律，但要选准改革的主攻方向。慈善事业虽然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但红十字会和基金会这种现代公益组织形式，毕竟是泊来品，而我们引进的时候，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塞进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红十字会起源于瑞士人亨利?杜南1863年创办的国际伤兵救护组织，但由于其提出的人道主义理念及《日内瓦条约》的广泛影响，使其成为拥有186个成员国的最大国际民间组织，众多的国家红十字会承担了很多近似于政府部门职能的公权力，如参与救灾、义务献血、器官捐献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多担任其名誉职务，政府财政提供资金支持，但其组织形态还是民间的，有很强的独立性，不能像政府部门一样运行和管理。

　　基金会这种组织形式历史更悠久，有学者最早溯源到公元前387年古希腊所建的“柏拉图学院”。而现代基金会在美国发育最成熟，资中筠誉之为美国二十世纪渐进改良的三大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美国的基金会主要以家族、个人、企业基金会为主体，完全是民间组织，基本上没有我们这种由政府和社团主导的公募基金会形式。

　　但是，中国引入这些公益组织形式并形成的中国特色，是中国慈善事业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的基础和动力，其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不断增长的人道主义和慈善需求，并培植了中国的慈善土壤。而且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些官办公益组织的行政色彩已在不断消弭，如自身治理结构逐渐健全，依托党政资源开展筹款的模式也在逐渐淡出，基本上都在依靠自身品牌开展筹款和实施项目，已在不断的去行政化。

　　郭美美事件启示我们，中国以官办慈善为主体的格局要不断改革，包括管理体制、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监管机制等多方面，都要与国际接轨，让民间组织回归民间，政府要从举办慈善过渡到监管慈善，更多借鉴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模式的成功经验，当然这有一个过程，需要的是渐进式改革，涉及到组织机制设计的改革需要来自于国家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继续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而慈善机构自身的治理和改善，则需要法规的不断健全，依靠组织自身的内部改革，依靠行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不断创新。

　　最后，也是我们最需要长进的是：应对危机的能力，驾驭舆论的能力，开展正面宣传的能力，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风暴来临，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祈祷风暴早日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