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类社会组织的公开义务不同，公益性也不等于毫无保留地公开，但在慈善公信力达到低谷的当下，慈善机构需要更加努力重拾公众信任，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嫣然天使基金（下称嫣然基金）深陷舆论旋涡。

2014年2月17日，网络爆料人周筱发布关于嫣然基金的第五季爆料，近两个月来，周筱持续质疑嫣然基金存在“7000万元善款下落不明”，“涉嫌巨额利益输送”等问题，认为它已沦为发起人李亚鹏牟取私利的工具。

成立于2006年的嫣然基金，由李亚鹏、王菲倡导发起，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支持和管理下的专项公益基金，旨在救助家庭贫困的唇腭裂儿童。“嫣然”之名来自于李亚鹏和王菲之女李嫣，李嫣是一名唇腭裂患儿。

成立近七年来，嫣然基金在业内拥有良好口碑。2009年，曾获得中国公益领域最高政府奖——中华慈善奖。由其定向资助，于2012年创办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下称嫣然医院）是中国第一家民办非营利性儿童综合医院。作为医院的主要举办者，李亚鹏被称为中国慈善办医新模式的探索者。

一向形象良好的嫣然基金和嫣然医院突然被揭“黑幕”，引起公益慈善界震动。剥离明星效应的喧嚣可见，现代公益在中国仍是新鲜事物，专项基金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下称民非）等概念不为公众所熟知，相关法律制度，比如民非的设立、信息公开尺度等仍含混不清。就此而言，嫣然事件或是让公众了解公益内涵并推动制度完善的一个契机。

善款去向虚实

嫣然基金成立以来，最初是由基金提供资金，对唇腭裂患儿进行捐助，在全国八家定点合作医院接受治疗。2012年7月，嫣然医院在北京成立后，成为嫣然基金定点医院之一。

根据红基会公布的嫣然基金年度审计报告，从2006年至2012年，该基金支出总额为1.14亿元，其间共救治8525名贫困唇腭裂患儿，为他们免费实施唇腭裂修复手术及相关治疗。基于此，周筱按照同为唇腭裂救助机构微笑行动的救助成本——每人5000元计算，得出结论：救治8525人，只要花4362.5万元，即使加上宣传筹资费用近1700万元以及上交给红基会的540万元项目管理费，仍有近5000万元善款下落不明。

周筱又按照“总支出/手术人数”的方法，得出2012年嫣然基金救治唇腭裂的人均手术成本为9.9万元。“说明不直接相关的支出比例非常大，大部分资金没有用在患儿手术上。”他说。

作为回应，嫣然基金出具了2010年－2012年年度审计报告，并表示唇腭裂手术并非嫣然基金的唯一项目，除去其他项目相关开支，单例手术成本平均未超过4500元。

嫣然基金称，周筱的计算方法“简单粗暴，误导公众”，忽视了红基会已经公布了5322万元是用于嫣然医院建设的事实，“按照他的说法，9.9万元乘以8525例手术，等于8.43亿元，嫣然基金哪有那么多钱？”

随后，红基会也发布声明称，截至2013年12月，嫣然基金累计募集款物1.42亿元。其中，募款1.35亿元；物资700万元。目前已支出款物1.31亿元：用于患儿救助款4153万元；定向用于嫣然医院建设资金5322万元；其他2925万元资金用于嫣然天使之旅、雅安地震灾区患儿救助、救助患儿夏令营等公益活动以及慈善晚宴、答谢音乐会、行政管理成本等。

回应引来了周筱的进一步质疑。他认为，嫣然基金放弃类似公益组织与公立医院合作的模式，转而与民营美容医院合作，进而自建医院开展手术治疗，导致总支出高昂。在周看来，用于建立嫣然医院的5322万元善款，直接用于救助患儿更合适，“如果不去建医院而是存银行，即使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计算，利息也有186万元，也足够每年救治422个孩子。”

对此，李亚鹏解释了设立医院的初衷，中国新生儿中唇腭裂发病率为0.17％，每年约3.7万人，随着救助的展开，他发现不可能帮助所有的患儿，“嫣然基金于是转向对‘质’的追求，也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针对唇腭裂患者的综合治疗平台。”

李亚鹏告诉《财经》记者，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对唇腭裂患儿采取综合治疗，包括颌面外科、口腔科、耳鼻喉科、语音纠正、心理辅导等。同时，根据患儿的年龄不同，所接受的治疗也不同，比如牙齿发育时，需要进行语音纠正、口腔正畸等，另外还需要进行心理辅导。在中国大陆，单一的医疗技术虽然具备，但综合医疗还是空白。

同时，李亚鹏表示，希望通过嫣然医院将嫣然基金转化为拥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公益机构，医院通过运营实现平衡甚至实现盈余，盈余的部分则作为救助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的资金来源。“这也是公益机构自我发展的需要。”他说。

谁的医院

李亚鹏是嫣然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和嫣然基金的发起人。周筱认为，通过嫣然医院花嫣然基金的钱，显然是一种关联交易，虽然关联交易并不一定都存在利益输送，但有嫌疑。

嫣然医院的设立过程颇为周折。李亚鹏最初是希望以嫣然基金的名义建立嫣然医院，但由于该基金只是红基会下设的专项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所以无法成为医院的发起人。此后，李亚鹏又试图与红基会合作发起嫣然医院，但红基会出于运营难度、监管风险等考虑放弃了计划。最终，李亚鹏只能与其他几位发起人以自然人身份申请建立医院。

李亚鹏以嫣然基金为筹款平台，在2009年和2012年召开两次定向筹款晚宴，筹集5322万元，专项用于嫣然医院建设。筹建之初，北京市卫生局同意设置嫣然医院的批复对象为李亚鹏、汪永安、李斌、唐越四个自然人。周筱认为，“红十字拨付5322万元善款用于嫣然医院建设，但建成后却成了私立医院”。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指出，这个局面主要是两个层面的制度缺陷造成。一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募基金会设立门槛太高，一些基金会只好以专项基金的名义，挂靠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第二是缺乏公益信托制度，“如果能够做成公益信托，由信托资金来处理，事情也能够解决”。

对于民非产权归属的普遍陌生则是造成误解的重要原因。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介绍，嫣然医院的性质为民非，意味着设立后，盈利不能用于分红、分配，即使医院破产，剩余资产也不能归个人所有，这是由非营利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李亚鹏尽管是发起人，但他并不拥有医院产权。

刘培峰认为，有没有自我交易、高价交易等，是判断嫣然医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关键。

按照嫣然医院网站公布的信息，该医院由李亚鹏、王菲和刘莉莉、胡岚及李滔、唐越、汪永安、李斌等八位创始人共同倡导发起。

在上述发起人中，汪永安为美容整形机构伊美尔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斌为伊美尔集团副董事长。伊美尔集团旗下的伊美尔整形医院曾是嫣然基金的定点合作医院。嫣然医院成立之后，李斌担任院长，伊美尔公共事业部的人员全部转成了该医院工作人员。

在医院筹建过程中，由汪永安和李斌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中恒健医疗有限公司（下称中恒健公司）成为筹备前置主体。按照规定，中国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程序为前置审批，即需要医院具备开业条件，卫生部门经过验收，发出前置许可，持有许可后才可去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因此，惯常做法是先通过一个机构进行前期筹备。

2010年和2011年，嫣然基金分别拨付两笔善款各900万元和700万元给中恒健公司，用于医院筹建工作。该公司目前已经注销。一位公益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恒健公司不复存在，当初的1600万元善款是否确实用于筹建医院，难以查证。

但刘培峰认为，公司是否注销并不重要，只要嫣然医院的账户中确有前述两笔善款的收支记录就没有问题。

李亚鹏告诉《财经》记者，“汪永安和李斌从2006年嫣然基金成立开始，在救助医疗体系的构建上给予了重要支持，2010年筹建嫣然医院时，又出资300万元，成为共同发起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李亚鹏并没有开办医院的经验，在筹建过程中的确依赖伊美尔，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伊美尔通过嫣然医院牟利。当然在与李亚鹏和王菲合作的过程中，伊美尔也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信息公开的尺度

在周筱看来，唯一能够证明嫣然基金和嫣然医院“清白”的办法，就是公布详细的财务报表。

此前，周筱向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和卫生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希望获取嫣然医院的验资报告和实际出资来源，均遭拒绝。理由为“权利人不同意公开”，权利人即为嫣然医院。周筱表示，嫣然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设项目，归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管辖，因此“已向民政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

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根据法律，不在政府信息公布的范围之内。刘培峰认为，民非的确有自己的商业秘密，比如一些独特的经营方法，或者捐赠人不愿意公开等。就此而言，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和卫生局的不公开决定确有依据。但在周筱看来，这些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比如只公布采购的内容和金额，不公布商家和捐赠人的名字等。

2月13日，周筱委托律师致函北京市民政局，敦促其纠正朝阳区民政局“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为”，依据来自2014年1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即捐赠财产的来源、种类、价值等皆为慈善组织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信息。

李亚鹏则援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回应，该条例规定，民非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至于向社会公布则采取“适当方式”即可。他认为，嫣然医院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公开义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属于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上，前者高于后者。

据刘培峰介绍，各类社会组织的公开义务不同。一般而言，公募基金会比非募公基金会的公开义务多，非公募又比民非多，然后是互益性组织，再次是私人利益组织。“公益性也不等于毫无保留地公开，还要看资金的来源、运行情况、合同约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核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均等性。”刘培峰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也表示，在美国，信息公开是与免税资格相联系，如果要获得免税资格，就要公开一些必要的信息。如果一个慈善机构没有免税资格，就没必要公开，因为其没有动用公共资源。

相较而言，虽然中国的法律规定民非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但实际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的税收优惠政策。上述法律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非可不必承担过多的公开义务。

但是，嫣然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嫣然基金的捐助，刘培峰认为嫣然医院应当向嫣然基金详细说明资金使用情况，而嫣然基金和红基会负有信息公开的责任。

嫣然基金每年均有审计报告公布，但只有年度收支表，不包含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等信息。而通过财务报表附注，可以了解关联交易信息。

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认为，虽然中国对非独立法人的专项基金的管理并没有相关法规，但从2006年开始，红基会主动对一些重要的专项基金进行年度审计和公示，并在官方网站二级页面上公开。2011年、2012年的红基会年检报告中，也对嫣然天使医院建设资金的两次拨付进行了公示。“但由于不是独立法人，所以专项基金没有资产负债表等内容。从审计的情况看，没发现有违反规定的问题。”

刘选国表示，对嫣然医院接受的5322万善款，红基会按照医院建设预算分批拨付，对这些拨款，此前红基会曾做过两次阶段性审计，结论是“无侵占、私分、挪用本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行为”。按照计划，在2013年最后一笔善款拨付完成后，红基会将安排进行完整的专项审计。

然而，不论从政策倡导还是一些公益机构的自律角度而言，更全面的公开是趋势。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第十五条规定，公益慈善机构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等。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设的一个专项基金的负责人表示，该基金除接受审计外，其报表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进行了记录，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也表示，该基金会只要超过50万的支出都要进行专项审计。

虽然红基会和李亚鹏均认为已满足了相关的信息公开要求，但并未平息质疑之声。对此，李亚鹏也表示：“并不排除公开更多信息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呼吁，当我公布的时候给我一个绿色的环境。”

“在慈善公信力达到低谷的当下，慈善机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重拾公众信任，这也是公益人要付出的代价”。才让多吉说。

【作者：《财经》记者 舒泰峰 实习生 马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