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文章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他到湖南考察的大会，并发表题为《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它一步。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

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位红军将领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主张，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这篇文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刘少奇在听取黄敬汇报石家庄情况时指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存和发展工商业，保存和发展经济，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城市的工人运动、贫农运动，都要从城市的整个经济政策出发，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不仅公营企业要发展，私人工商业也需要发展。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

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准备向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

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