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许桐珲

　　
　　10月14日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李小峰抖抖索索地穿衣起床，去给早到的孩子开教室门。站在寒气逼人的校园里，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身体不行了。”李小峰说。在柿园子小学里代课13年后，长年的困苦和繁重的工作，使32岁的他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人。

      柿园子小学，秦岭深处的一所学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乡，全部家当是一间漏雨的教室和一栋三间平房。13年来，李小峰是学校惟一的老师，也是学校的“校长”、“后勤主任”。

      13年里，他一共送出134名学生，其中4个考上了大学———他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在孩子们身上延续。

      13年教师生涯留给他的，还有一贫如洗的家境和每况愈瘦的身体。13年间，他的体重从128斤降到103斤，数目刚好和他的月工资相同。但每月103元的工资从2004年起就一直未发。至今他仍是代课教师，按照师资政策，他即将被清退。

      但他仍然在坚持，这对他而言或许已经成了习惯。他只想把手中的教鞭继续拿下去———教书塑造了他的人生。

     

      “命运真是偶然”

      李小峰爱看人物传记，喜欢回味人被命运改变的感觉，那常常让他想到自己的人生。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开始慨叹“人的命运真是偶然啊”。

      1992年他正读高三，在紧张的备考中憧憬着大学生活。

      一场家庭变故改变了他的命运。

      高考前的5月份，父亲因病去世。办完丧事，加上父亲治病借的钱，家里欠了上万元债，生病的母亲需要人照顾，他只能寄望于来年复读再考。

      柿园子小学原有一名教师，教了一年后，嫌工资少不干了，3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一天，村长找到村里惟一的高中生李小峰，说“山外的老师嫌苦不愿来，乡亲们都希望你来教”。当时代课工资是53元，家里需要还债，母亲也要人照顾……李小峰应承下来，也终于没能再去高考。

      最初他住在教室边上一间低矮的柴房里，没水没电，土木结构的教室四处漏雨，教具没有，教材稀缺，课桌破烂，三四个孩子挤坐一张凳子上课……

      李小峰到村里捡废砖头，摞起来，铺上一张纸，学生就当凳子坐了。1994年，他干脆把自家的杨树砍了，为学生做了几个凳子。他骗母亲，“那棵树死了”。

      用了多年的黑板，几乎成了“白板”，他向母亲借钱换新黑板。母亲生气了：“你不给我钱，反倒找我要钱，不行就别干了。”但最后母亲还是掏出手帕，把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30元钱给了儿子。

      李小峰用泥捏成长方形、正方形和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用切分土豆教分数，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用着。

      柿园子小学多年来几乎没收到过教育拨款。学生每人交的40元钱杂费，其中5元要上交乡里作“管理费”。为了改善学校条件，李小峰带孩子们在公路上拾废塑料和废铁；带大点的孩子上山打松子，一季可以卖五六十元钱。

     

      不能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放羊

      工资太低了，身为男儿，“上不能侍奉高堂老母，下不能荫妻教子”，13年间，李小峰也动摇了好几回，甚至有一次离校出走。

      但村民的情义又让他无法抗拒。

      1993年的父亲周年忌日，李小峰给孩子们提前放了学。下午，他趴在坟头，“想起家庭的重负和没有实现的大学梦”，痛哭失声。正伤心时，身后来了30多位村民，很多人还买来了纸钱、香烛。

      “小峰他爸，小峰的书没有白念，正教村里娃们呢！”离去时，许多村民偷偷留下一元或两元钱。祭奠本来是不用送钱的，而且在柿园子村，许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一两块钱已是乡亲们最诚挚的心意了。

      1997年，订婚多年的未婚妻退婚了，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块钱，以后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李小峰崩溃了———在山村，女方退婚被认为是男人最丢脸的事。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样子给人看。那年暑假，他通过同学联系，在西安找到了一份月薪400元的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很高兴，因为这相当于代课教师半年的收入。

      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带着几名村干部找来了。“我们也是厚着脸皮来的，”村支书跟他讲，“开学好几天了也没有老师愿意来，娃们天天到学校等你，你看能不能再回去？”

      一夜失眠之后，“为了不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在山沟里放羊”，李小峰又回到了柿园子小学。

      当他背着行李回到学校时，操场上早已站满了乡亲们，有的还握着他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要是嫌钱少，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些。”李小峰拒绝了，土生土长的他清楚村民的收入。

      这以后，李小峰的婚事成为村里的大事，村民们急着为他张罗对象。经过介绍，李小峰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这位山外的姑娘觉得他“能对孩子们好，也一定能对我好”。

      贫困的山村里，乡亲们和李小峰相互支撑，默默扶持。父亲治病、丧事欠下的上万元债务，村民们也不催李小峰还。“他家和大伙一样穷得揭不开锅，天天吃土豆糊，咱也不催他，别把他又逼跑了。”一位村民对本报记者说。而李小峰碰上贫困户的孩子交不起学杂费，也就让家长打一个白条，“有钱时再捎来就行，别耽误了孩子上学”。

     

      山村大课堂

      学校如此之小：五个年级才24个学生，比不上城里小学的一个班。李小峰用的是“复式教学”，所有年级的孩子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对于城里孩子而言，这间小教室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课堂。

      教室大黑板两边，各挂着一块小黑板，用来写不同年级的板书。五个年级的孩子从左到右大致分开坐好。李小峰一般先从五年级上起。例如本报记者听过的一堂课，“我们学习《秋天的怀念》，布置两个问题思考……”然后一个个年级教下来。每上完一个年级的课，李小峰就要布置作业，“不然孩子们就会在课堂上玩了”。

      不同年级的课容易相互干扰。给五年级讲课时，四年级的几个孩子开始发愣，李小峰朝他们瞪了几眼。上四年级课时，一年级4个孩子的读书声越来越大，李小峰拍了拍孩子们的头，“声音小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他宣布下课，回过头才发现一年级的学生还在拼音图前念个不停，他忘了让孩子们回座位。

      真正让李小峰头痛的是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他没受过专业训练，学校也根本没教学条件。音乐课，他只能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美术课，他布置孩子们“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年，天津的一位杨阿姨送来跳绳、篮球和羽毛球拍，孩子们的体育课才不再只是跑步。

     

      一个人的坚持

      13年来，作为柿园子小学惟一的老师，李小峰一直无可替代———不要说他走了，就是他病了、有事情了，课就没人上了。

      一次，李小峰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到脚，被扶下山后缝了5针。第二天，他让家人用架子车将他推到学校，躺在床上看着孩子们自习。

      冬天的山区冰天雪地。常常在上午放学后，一年级的孩子太小回家不便，李小峰便在学校煮玉米糊给他们吃，碗不够，大家就轮流吃。教室里太冷，他让孩子们呆在他房间里，生起柴火，最小的孩子则坐到床上盖起被子，大家围成一圈上课。

      今年“六一”，孩子们在好心人的组织下去了一趟西安，第一次品尝了鱼的滋味，一个劲地嚷“好吃”。10月14日晚，本报记者带着李小峰到蓝田县政府招待所，特意为他点了一盘鱼。他先是问“鱼怎么吃”，后又突然停下筷子自语，“要是孩子们在就好了”。

      不光孩子们离不开李小峰，李小峰也越来越离不开学校了。13年来，他已经习惯一个人呆在学校，过着困苦、简单的生活。离开学校和学生，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出去打工，13年不就白教了吗？”李小峰说，“再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呢？”

      对自己13年来的教学成就，李小峰十分自豪：柿园子村的孩子没有失学，送出去的134个学生，4个考上大学，“明年再考两个估计也没问题”。其他的孩子大多初中毕业或者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一个月起码三五百元，总比呆在山沟里强”。

      2001年起，一些好心人知道了李小峰的事，给他和学校捐款捐物，这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没有工资的心酸。他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函授自学。2000年他拿到了中专文凭，今年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前后花费数千元———从一家人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钱。

            “小峰不能让回去”

      今年9月，李小峰和几名代课教师到乡里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一位乡领导说，今年乡上财政非常紧张，代课教师的课要全部停掉。要干的话，找村里解决工资。

      李小峰“受到了沉重一击”。但没过多久，有人告诉他，“教育局田局长说了，‘小峰不能让回去’。”一句话让他很感安慰，“回来干干再说吧。”

      从2001年开始，李小峰就给教育局写信反映自己的境遇，但没有回音。第二年，他给县上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写信，没有回音。第三年，他直接向西安市一位副市长写信，两个月后有人告诉他，“副市长批示了”。他欣喜若狂。结果批示转到县教育局，又没了下文。

      李小峰最终豁出去了，他走进县政府，直接找到主管教育的副县长。

      “你的事我知道。”副县长说，“你看，我的工作困难不小。等我和县长商量一下，再开会研究研究。如果要解决，也是破格解决。”

      今年3月，李老师成了县教育系统的先进典型。县教育局局长田征带着30多位局机关干部和老教师来到柿园子小学，专门听李老师作报告，随后局长带头，捐给李小峰2400元，并送给学校一台彩电和DVD。

      “按国家政策，代课老师将会被全面清退，”田局长告诉本报记者，“不过蓝田县小学师资总体上比较紧张，一些偏远山区小学公办教师根本派不过去，只能靠代课教师，但又没有政策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以孩子们的心灵，实在无法理解“李老师那么辛苦工作，工资还两年不发”的道理。大些的孩子悄悄对本报记者说，“李老师其实挺可怜的。”今年儿童节，好心人带孩子们到西安玩，并让他们写出“最想吃的东西和最大的愿望”。“最想吃大鱼，味道好极了！”三年级的赵芳和李亚楠同时写道，“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名好领导，把李老师的工资涨得高高的！”

      而李小峰最大的愿望，则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农村的老师和孩子们，希望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孩子们不再上不起学，能在学校寄宿，也更希望自己能转为公办教师，一个月拿上四五百元，一家人能够吃饭”。

      9月教师节，李小峰的又一个孤独的节日，孩子们在已经泛白的黑板上出了一期板报，献给他们的老师一首小诗：

      田野向秋天献上金黄的果子，枫林举起火红的旗帜

      我们向老师送上真诚的祝福，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希望老师在今后的日子里快乐多一些，困难少一些

      诗是孩子们自己写的，周围环绕着孩子们精心画上的花环、蝴蝶、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