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致力于援助代课教师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燃烛行动”召开阶段性报告会，确定第4期“燃烛行动”将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实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南方周末报社总编辑黄灿、中国平安品牌部总经理盛瑞生、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品牌合作总监林雨作为参会嘉宾先后围绕“燃烛行动”的改进、完善和推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对代课教师一如既往的深切关怀。

        据悉，第3期“燃烛行动”于2010年5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平安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下，在贵州省黎平县实施。共培训代课教师100人，其中侗族81人，苗族13人，汉族6人。

        第3期“燃烛行动”在黎平县400多名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确认了150名生活最困难的老师，给予每人5000元资金援助。

        报告会上确定，2011年第4期“燃烛行动”将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实施。宁强县是08年地震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县，共有代课教师739名，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519元。

 

 

    近日，致力于援助西部代课教师的“燃烛行动”阶段性报告会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多媒体会议室召开。6名来自贵州省黎平县的小学生身着民族服饰，唱着侗族大歌，给与会代表献上侗族刺绣彩带，代他们的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截至2011年4月10日，持续3年的“燃烛行动”已收到社会各界人士捐款182万元。2010年至今，“燃烛行动”为150名生活困难的被清退代课教师提供了每人5000元资助，并对100名代课教师进行了技能培训，以帮助他们走入新生活。

　　“燃烛行动”于2008年3月由《南方周末》发起，旨在援助西部代课教师走出失业后的困境，至今已持续3年。第三期活动于2010年5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平安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从贵州黎平县开始实施。

　　“燃烛行动”展开了针对代课教师的技能培训和资金援助。本期共培训100人，其中已离岗的代课教师87人，在岗的13人。培训内容包括茶叶、油茶、果树、蔬菜、生猪养殖防疫以及侗族乡村文化和旅游知识等。

　　从2010年6月起，“燃烛行动”工作组先后走访黎平县25个乡镇87个村寨。年底在300多名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确认了150名目前生活最为困难的老师，并给予了每人5000元的资金援助。

　　来自黎平的代课教师代表吴永雷在会上用朴实的语言叙述了18年来坚守乡村教育事业的信念，并对社会各界的帮助表达了深深谢意。

　　出席发布会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说，“燃烛行动”是一个援助数额不大但非常有意义的项目，通过提供给代课教师技能培训和资金援助，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实现自力更生，是一种“授人以渔”的援助方式。

　　《南方周末》总编辑黄灿认为，“燃烛行动”为教师们提供“资金+技术”的双向援助，有利于他们开拓家庭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希望全社会共同携手，帮助教师们拥有前行的力量。

　　2011年“燃烛行动”的实施地点将是陕西南部的汉中市宁强县。经平行公益的张立武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了解到宁强县共有代课教师739名，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519元，也是2008年地震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县。(记者/赵新星实习生/姜燕)

 

 

    近日，致力于援助西部代课教师的“燃烛行动”阶段性报告会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多媒体会议室召开。6名来自贵州省黎平县的小学生身着民族服饰，唱着侗族大歌，给与会代表献上侗族刺绣彩带，代他们的老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截至2011年4月10日，持续3年的“燃烛行动”已收到社会各界人士捐款182万元。2010年至今，“燃烛行动”为150名生活困难的被清退代课教师提供了每人5000元资助，并对100名代课教师进行了技能培训，以帮助他们走入新生活。

　　“燃烛行动”于2008年3月由《南方周末》发起，旨在援助西部代课教师走出失业后的困境，至今已持续3年。第三期活动于2010年5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平安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从贵州黎平县开始实施。

　　“燃烛行动”展开了针对代课教师的技能培训和资金援助。本期共培训100人，其中已离岗的代课教师87人，在岗的13人。培训内容包括茶叶、油茶、果树、蔬菜、生猪养殖防疫以及侗族乡村文化和旅游知识等。

　　从2010年6月起，“燃烛行动”工作组先后走访黎平县25个乡镇87个村寨。年底在300多名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确认了150名目前生活最为困难的老师，并给予了每人5000元的资金援助。

　　来自黎平的代课教师代表吴永雷在会上用朴实的语言叙述了18年来坚守乡村教育事业的信念，并对社会各界的帮助表达了深深谢意。

　　出席发布会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说，“燃烛行动”是一个援助数额不大但非常有意义的项目，通过提供给代课教师技能培训和资金援助，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实现自力更生，是一种“授人以渔”的援助方式。

　　《南方周末》总编辑黄灿认为，“燃烛行动”为教师们提供“资金+技术”的双向援助，有利于他们开拓家庭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希望全社会共同携手，帮助教师们拥有前行的力量。

　　2011年“燃烛行动”的实施地点将是陕西南部的汉中市宁强县。经平行公益的张立武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了解到宁强县共有代课教师739名，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519元，也是2008年地震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县。(记者/赵新星实习生/姜燕)

 

 

        4月14日，致力于援助代课教师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燃烛行动”召开阶段性报告会，确定第4期“燃烛行动”将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实施。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南方周末报社总编辑黄灿、中国平安品牌部总经理盛瑞生、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品牌合作总监林雨作为参会嘉宾先后围绕“燃烛行动”的改进、完善和推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对代课教师一如既往的深切关怀。

        据悉，第3期“燃烛行动”于2010年5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平安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下，在贵州省黎平县实施。共培训代课教师100人，其中侗族81人，苗族13人，汉族6人。

        第3期“燃烛行动”在黎平县400多名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中确认了150名生活最困难的老师，给予每人5000元资金援助。

        报告会上确定，2011年第4期“燃烛行动”将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实施。宁强县是08年地震陕西省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县，共有代课教师739名，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519元。

 

　　“专注于西部代课教师援助的‘燃烛行动’公益项目实施一年多来，在探索帮助甘肃渭源县代课教师走出困境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接受资助的代课教师绝大部分重新变得乐观开朗，从抑郁孤僻中走出，一半以上代课教师找到了适宜于创业的门路。”1月14日在“燃烛行动”II期实施报告会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选国对记者如是说。

　　“燃烛行动”是2008年3月由南方周末报社发起、中国红基会公益支持的专门帮助西部贫困地区被清退的代课教师的公益项目，该行动希望通过近期的“输血”捐助和长期的“造血”帮助，让那些无助的被清退的代课教师重新找到生存的方式。该项目组以甘肃省渭源县为试点，遍访16个乡镇、400多名需要帮助的代课教师，于2008年12月正式开始帮助渭源代课教师进行创业培训，项目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市场、专家的建议，分别于2009年6月、7月、9月在该县会川、大安、北寨、清源四乡镇举办了种植中药材、马铃薯，养殖牛、羊、猪、鸡，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等专题培训，全县400多名来自16个乡镇的代课教师参加了培训，210名经过评选的被辞退特困教师人均得到4000元的创业资助款，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培训指导，并与西裕泰农业科技公司签定合同，定期上门跟踪服务。燃烛行动目前已经初步取得成效，许多代课教师走出了困境。渭源县清源镇新林村中心小学代课教师朱文静在北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培训中心对记者说，她代课18年，年近半百被辞退，情绪一度非常低落，感觉没脸见人。去年接受培训和资助后按照技术员的指导，购买了8只小尾寒羊，现在繁殖到20多头，“如今虽然忙碌，但生活开始又有了点滋味，技术员还定期上门跟踪服务、指导，感谢社会没有忘记我们西部代课教师。”

　　大安乡大安中心小学代课教师杨贤玺今年46岁，给毕业班学生整整上了21年的数学课，被清退后一时无所适从，“那是我人生的谷底，整天不说话，不知这辈子还能干点啥？”经过多次参加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培训，杨贤玺联合4名被辞退的代课教师，拿着每人2万元的贷款以及每人4000元的资助金，在技术专员的指导下，开办了中药材鸡场和良种猪场，去年6月出栏了246头猪，7月130头三元杂交猪出栏120头，10月生产的仔猪也都全部上市，效益还过得去，而用当归、黄芪、党参饲养的小鸡却没那么幸运，1000多只用中药材拌料饲养的鸡只，市场价格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每只比预期价格80元少了30来块，只卖到40-50元，尽管目前杨贤玺他们还没有赢利，但显然创业的激情已经点燃，面对记者杨贤玺说，“下一步准备到高级饭店问问，看看能否定单饲养。”

　　刘选国说，“燃烛行动”在平安保险集团、通威集团的大力资助下，引发全国读者关注，500多人参与捐赠，募集资金129万元，至今资助支出113万元。新年伊始，随着代课教师最后辞退期限的临近，全国44.8万为山村教育默默奉献青春的编外教师们，不得不放下教鞭，离开讲台。由于地方财力有限，特别是广大西部地区，能给予的补偿是很少的，像甘肃渭源县，全县570名代课教师，一次性清退费，教龄15年以上的800元。区区800元对于干了一辈子，还有半辈子的代课教师们，够干什么？希望全社会伸出援手，给予西部代课老师更多支持，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燃烛行动”，给这些曾经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师们以更多的帮助，让他们重拾信心，积极地面对未来。

 

      1月14日，在北京中国红十字总会，来自甘肃渭源县的代课老师朱文静刚刚演讲完，工作人员向她献上一束鲜花，以此表达对她十几年坚守三尺讲台的敬意。2008年底，由南方周末报发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的“燃烛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对代课老师的援助行动，一年时间他们募集资金129万元，通过举办养殖、种植等培训并提供人均4000元的创业资助款，使210名特困代课老师得到帮助。中工网记者 杨登峰 摄

 

      1月14日，甘肃代课教师朱文静和杨贤玺将从甘肃渭源带来的农作物种子装包分发给“燃烛行动”的志愿者。当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南方周末发起的援助中国西部代课教师生存的“燃烛行动”Ⅱ期启动。李木易/摄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许桐珲

　　
　　10月14日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李小峰抖抖索索地穿衣起床，去给早到的孩子开教室门。站在寒气逼人的校园里，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身体不行了。”李小峰说。在柿园子小学里代课13年后，长年的困苦和繁重的工作，使32岁的他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人。

      柿园子小学，秦岭深处的一所学校，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乡，全部家当是一间漏雨的教室和一栋三间平房。13年来，李小峰是学校惟一的老师，也是学校的“校长”、“后勤主任”。

      13年里，他一共送出134名学生，其中4个考上了大学———他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在孩子们身上延续。

      13年教师生涯留给他的，还有一贫如洗的家境和每况愈瘦的身体。13年间，他的体重从128斤降到103斤，数目刚好和他的月工资相同。但每月103元的工资从2004年起就一直未发。至今他仍是代课教师，按照师资政策，他即将被清退。

      但他仍然在坚持，这对他而言或许已经成了习惯。他只想把手中的教鞭继续拿下去———教书塑造了他的人生。

     

      “命运真是偶然”

      李小峰爱看人物传记，喜欢回味人被命运改变的感觉，那常常让他想到自己的人生。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开始慨叹“人的命运真是偶然啊”。

      1992年他正读高三，在紧张的备考中憧憬着大学生活。

      一场家庭变故改变了他的命运。

      高考前的5月份，父亲因病去世。办完丧事，加上父亲治病借的钱，家里欠了上万元债，生病的母亲需要人照顾，他只能寄望于来年复读再考。

      柿园子小学原有一名教师，教了一年后，嫌工资少不干了，3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一天，村长找到村里惟一的高中生李小峰，说“山外的老师嫌苦不愿来，乡亲们都希望你来教”。当时代课工资是53元，家里需要还债，母亲也要人照顾……李小峰应承下来，也终于没能再去高考。

      最初他住在教室边上一间低矮的柴房里，没水没电，土木结构的教室四处漏雨，教具没有，教材稀缺，课桌破烂，三四个孩子挤坐一张凳子上课……

      李小峰到村里捡废砖头，摞起来，铺上一张纸，学生就当凳子坐了。1994年，他干脆把自家的杨树砍了，为学生做了几个凳子。他骗母亲，“那棵树死了”。

      用了多年的黑板，几乎成了“白板”，他向母亲借钱换新黑板。母亲生气了：“你不给我钱，反倒找我要钱，不行就别干了。”但最后母亲还是掏出手帕，把里三层外三层包着的30元钱给了儿子。

      李小峰用泥捏成长方形、正方形和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用切分土豆教分数，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用着。

      柿园子小学多年来几乎没收到过教育拨款。学生每人交的40元钱杂费，其中5元要上交乡里作“管理费”。为了改善学校条件，李小峰带孩子们在公路上拾废塑料和废铁；带大点的孩子上山打松子，一季可以卖五六十元钱。

     

      不能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放羊

      工资太低了，身为男儿，“上不能侍奉高堂老母，下不能荫妻教子”，13年间，李小峰也动摇了好几回，甚至有一次离校出走。

      但村民的情义又让他无法抗拒。

      1993年的父亲周年忌日，李小峰给孩子们提前放了学。下午，他趴在坟头，“想起家庭的重负和没有实现的大学梦”，痛哭失声。正伤心时，身后来了30多位村民，很多人还买来了纸钱、香烛。

      “小峰他爸，小峰的书没有白念，正教村里娃们呢！”离去时，许多村民偷偷留下一元或两元钱。祭奠本来是不用送钱的，而且在柿园子村，许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肉，一两块钱已是乡亲们最诚挚的心意了。

      1997年，订婚多年的未婚妻退婚了，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块钱，以后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李小峰崩溃了———在山村，女方退婚被认为是男人最丢脸的事。

      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样子给人看。那年暑假，他通过同学联系，在西安找到了一份月薪400元的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他很高兴，因为这相当于代课教师半年的收入。

      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带着几名村干部找来了。“我们也是厚着脸皮来的，”村支书跟他讲，“开学好几天了也没有老师愿意来，娃们天天到学校等你，你看能不能再回去？”

      一夜失眠之后，“为了不让孩子们一辈子只会在山沟里放羊”，李小峰又回到了柿园子小学。

      当他背着行李回到学校时，操场上早已站满了乡亲们，有的还握着他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要是嫌钱少，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些。”李小峰拒绝了，土生土长的他清楚村民的收入。

      这以后，李小峰的婚事成为村里的大事，村民们急着为他张罗对象。经过介绍，李小峰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这位山外的姑娘觉得他“能对孩子们好，也一定能对我好”。

      贫困的山村里，乡亲们和李小峰相互支撑，默默扶持。父亲治病、丧事欠下的上万元债务，村民们也不催李小峰还。“他家和大伙一样穷得揭不开锅，天天吃土豆糊，咱也不催他，别把他又逼跑了。”一位村民对本报记者说。而李小峰碰上贫困户的孩子交不起学杂费，也就让家长打一个白条，“有钱时再捎来就行，别耽误了孩子上学”。

     

      山村大课堂

      学校如此之小：五个年级才24个学生，比不上城里小学的一个班。李小峰用的是“复式教学”，所有年级的孩子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对于城里孩子而言，这间小教室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课堂。

      教室大黑板两边，各挂着一块小黑板，用来写不同年级的板书。五个年级的孩子从左到右大致分开坐好。李小峰一般先从五年级上起。例如本报记者听过的一堂课，“我们学习《秋天的怀念》，布置两个问题思考……”然后一个个年级教下来。每上完一个年级的课，李小峰就要布置作业，“不然孩子们就会在课堂上玩了”。

      不同年级的课容易相互干扰。给五年级讲课时，四年级的几个孩子开始发愣，李小峰朝他们瞪了几眼。上四年级课时，一年级4个孩子的读书声越来越大，李小峰拍了拍孩子们的头，“声音小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他宣布下课，回过头才发现一年级的学生还在拼音图前念个不停，他忘了让孩子们回座位。

      真正让李小峰头痛的是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他没受过专业训练，学校也根本没教学条件。音乐课，他只能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美术课，他布置孩子们“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年，天津的一位杨阿姨送来跳绳、篮球和羽毛球拍，孩子们的体育课才不再只是跑步。

     

      一个人的坚持

      13年来，作为柿园子小学惟一的老师，李小峰一直无可替代———不要说他走了，就是他病了、有事情了，课就没人上了。

      一次，李小峰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到脚，被扶下山后缝了5针。第二天，他让家人用架子车将他推到学校，躺在床上看着孩子们自习。

      冬天的山区冰天雪地。常常在上午放学后，一年级的孩子太小回家不便，李小峰便在学校煮玉米糊给他们吃，碗不够，大家就轮流吃。教室里太冷，他让孩子们呆在他房间里，生起柴火，最小的孩子则坐到床上盖起被子，大家围成一圈上课。

      今年“六一”，孩子们在好心人的组织下去了一趟西安，第一次品尝了鱼的滋味，一个劲地嚷“好吃”。10月14日晚，本报记者带着李小峰到蓝田县政府招待所，特意为他点了一盘鱼。他先是问“鱼怎么吃”，后又突然停下筷子自语，“要是孩子们在就好了”。

      不光孩子们离不开李小峰，李小峰也越来越离不开学校了。13年来，他已经习惯一个人呆在学校，过着困苦、简单的生活。离开学校和学生，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出去打工，13年不就白教了吗？”李小峰说，“再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呢？”

      对自己13年来的教学成就，李小峰十分自豪：柿园子村的孩子没有失学，送出去的134个学生，4个考上大学，“明年再考两个估计也没问题”。其他的孩子大多初中毕业或者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一个月起码三五百元，总比呆在山沟里强”。

      2001年起，一些好心人知道了李小峰的事，给他和学校捐款捐物，这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没有工资的心酸。他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函授自学。2000年他拿到了中专文凭，今年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前后花费数千元———从一家人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钱。

            “小峰不能让回去”

      今年9月，李小峰和几名代课教师到乡里开教学工作会议。会上一位乡领导说，今年乡上财政非常紧张，代课教师的课要全部停掉。要干的话，找村里解决工资。

      李小峰“受到了沉重一击”。但没过多久，有人告诉他，“教育局田局长说了，‘小峰不能让回去’。”一句话让他很感安慰，“回来干干再说吧。”

      从2001年开始，李小峰就给教育局写信反映自己的境遇，但没有回音。第二年，他给县上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和副县长写信，没有回音。第三年，他直接向西安市一位副市长写信，两个月后有人告诉他，“副市长批示了”。他欣喜若狂。结果批示转到县教育局，又没了下文。

      李小峰最终豁出去了，他走进县政府，直接找到主管教育的副县长。

      “你的事我知道。”副县长说，“你看，我的工作困难不小。等我和县长商量一下，再开会研究研究。如果要解决，也是破格解决。”

      今年3月，李老师成了县教育系统的先进典型。县教育局局长田征带着30多位局机关干部和老教师来到柿园子小学，专门听李老师作报告，随后局长带头，捐给李小峰2400元，并送给学校一台彩电和DVD。

      “按国家政策，代课老师将会被全面清退，”田局长告诉本报记者，“不过蓝田县小学师资总体上比较紧张，一些偏远山区小学公办教师根本派不过去，只能靠代课教师，但又没有政策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以孩子们的心灵，实在无法理解“李老师那么辛苦工作，工资还两年不发”的道理。大些的孩子悄悄对本报记者说，“李老师其实挺可怜的。”今年儿童节，好心人带孩子们到西安玩，并让他们写出“最想吃的东西和最大的愿望”。“最想吃大鱼，味道好极了！”三年级的赵芳和李亚楠同时写道，“最大的愿望是长大后做一名好领导，把李老师的工资涨得高高的！”

      而李小峰最大的愿望，则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农村的老师和孩子们，希望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孩子们不再上不起学，能在学校寄宿，也更希望自己能转为公办教师，一个月拿上四五百元，一家人能够吃饭”。

      9月教师节，李小峰的又一个孤独的节日，孩子们在已经泛白的黑板上出了一期板报，献给他们的老师一首小诗：

      田野向秋天献上金黄的果子，枫林举起火红的旗帜

      我们向老师送上真诚的祝福，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希望老师在今后的日子里快乐多一些，困难少一些

      诗是孩子们自己写的，周围环绕着孩子们精心画上的花环、蝴蝶、风铃。

 

 

      清退代课教师的理由：145号文件

      1999年12月31日傍晚。重庆地区黔江县濯水乡犁湾中心学校英语教师张志安下了最后一节课，一出教室，就被叫到了校长室。校长对张志安和其他在场的五位老师说，“有件事情上级要向你们传达通报。”

      校长通报传达了以下三个内容：首先，不准上访；二是从今天下班起你们六个代课教师正式被清退了，根据的是县委清退临时工的最新指示，根据政策，你们可以领到1500元补助；三是原则上你们已经不再可以到校教书了，但是，你们这一走，学生没了老师，所以在新老师到任之前，你们还必须把本学期元月的课教完教好，否则，你们将得不到年终补贴。此外，你们一定要清楚你们已经被辞退了。

      张志安只是黔江县300名接到类似通知的乡村代课教师（当地教委所谓的“代民师”）中的一个。那正是新千年来临之际，这个通知，足以让这300名教书匠“心情难以平静”，让300个家庭“乌云密布”。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它的出处和背景却是黔江县政府1999年12月1日下发的145号文件————“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清退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的通知”，是黔江县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减少财政压力……的大趋势。

      根据145号文件，包括代课教师在内的1570名“临时用工”必须在2000年来临之前全部离岗，被清退的临时工作人员将得到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具体补助标准是————每工作一年发给一个月工资（上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不包括各类奖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月工资低于125元的，按125元计。   

      

      状告县教委的理由：我的青春我的穷困

      4月26日，以张志安和罗成勇为申诉代表人的58名遭遇辞退的“代民师”联名向黔江县劳动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关于黔江县教委把1981至1985年间参加工作的教师先视为民师再扣上“代民师”的帽子最后以临时工身份辞退的骗局造成的损失和多年来劳不等价的集体请示》，要求被诉人黔江县教委补发多年来欠付申诉人的劳动报酬并且补足辞退补偿金。

      根据教师代表张志安的人造革兜子里的证据————有会计签名的“工资发放清单”、代民师原服务学校的校长证明、按有手印的自述、村委会证明、乡亲和学生的回忆感激挽留遗憾同情，以及各个年代的教学比赛荣誉证书、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证书、县“职改小组”发的小教一级证书……张志安和仍在陆续联名中的300名遭遇辞退的“代民师”为之悲愤的事实和理由可以确认为以下几点：

      他们是1981年到1986年间入队的教师，且经乡或学校考试择优受录，他们坚持当时教育部门给予和默许的名分是“民师”————正式民办教师，有“转公（办教师）”机会，不会说辞就辞的———“民师”；

      从80年代初的每月“国拨”13元5角和年终“乡镇自筹”的10元国库券，到遭清退的1999年的每月30元外加年终1200元补助，20来年来他们的工资缓慢地增长，但从没超过1999年“本来值得庆贺”的月均130元；

      20年来，“民办转公办”的政策春风几乎没有吹拂过这些服务于山区乡级以下学校的“他们”，除了1995年30个指标中的3个，1996年30个指标中的4个；初执教鞭的当初，他们刚刚走出校门风华正茂，走下讲台的今天，他们人到中年拖家带口。

      而在那两本被翻卷边子封皮不见了的《教师法》和《教师咨询手册》里，我们可以看到张志安们用圆珠笔画下的遭遇委屈的根据，获得公正的希望———

      《劳动法》四十六条：工资分配应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四十八条：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1992年8月7日国家教委、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的若干问题意见》第四条规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规定不同经济水平地区民办教师工资最低保障数，原则上不低于该地公办教师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例如：1992年教育系统的平均工资是2793元，高校为3054元，中学为2729元，小学为2606元，民办月平均最低标准约为157元；而当时张志安们的月均工资为70元———不符合“意见”精神。  

      

       聘用与清退的逻辑：国家的需要国家的财政

      “教书20载任劳任怨，1500元解甲归田，300名代民师青春价值几何？”一方面，张志安们将近20年穷困刻苦的教书生涯“醒悟”为“充当廉价的劳动力，遭受剥削和欺骗”，要求“青春损失赔偿和劳不等价的补偿”，煽情又复杂；一方面，这300名乡村教师20年来的跌宕被有关行政部门归结为“按政策办事”，冷静而简单。

      “1981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就是正式民师，1981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就是代民师，也就是临时工。”黔江县教委人事股何洪英、龚良强两位干部拍着桌上的《1981年黔江县中小学民师考核花名册》说，“这上面有名字的我们负责，转公的转公退休的退休，这上面没有的就不管了。”据解释，“81年”这条线的根据是当年搞了个全国性的民师整顿，并且称1996年四川省教委下发的一份文件，对民办转公办的条件严格限制在1981年整顿在册的民师……

      没有进入花名册的张志安、罗成勇们，除了在教委财务股杨大安那里有一份每月每人30元的工资支出计划表外，黔江教委称没有他们的任何资料，没有档案，没有合同，“就像其他临时工一样。”

      虽然在“代民师定性和辞退”上，斩钉截铁，讲政策，讲原则；但在解决“政策与现实的矛盾”时，黔江教育行政部门的逻辑是这样的自相矛盾和“无奈”———

      依据国家和四川省的规定，1981年之后就不准招民办了，但是，“黔江地处山区，条件不尽人意，因此乡村教师队伍一直存在很大缺口”。因此，1981年之后，在教委给指标的前提下，各学校一直在招收使用代课教师。但是现在县政府下了文件，他们就必须离岗，虽然这批代民师的水平并不比1981年以前的正式民办或公办差，甚至更好，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很多有高中文凭或进修了大中专……

      “辞退了代民师，我们已向县人事局打了一份《临时雇请代课人员的请示》……但是鉴于我县面临普九教育成果的巩固，教育系统教师仍十分紧缺，目前又处于学期中途，无毕业生和其他成员补充，清退400多人（包括校工）使本不富足的教师队伍出现更大缺口，集中表现在：全县初高中328个班，专业英语教师105名，在非毕业班教师加大工作量的前提下，仍需29名英语教师；以中心小学３名教师任教２个班，村小一名教师一个班计，仍需218名代课教师……否则不能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运转。……”

      从雇请到解聘再到另雇他人，不管黔江教育部门在“代民师问题”上的逻辑多么“从需要出发”；“按政策办事”总是很有保障的做法———

      5月底，黔江劳动局在张志安们涕泗交加近万言的“请示”上批复了9个字，“因种种原因不能受理”。  

      

      “没有政策”———为什么“没有”

      “种种原因”是指哪种种，不但《批复》中没作解释，6月23日劳动局长邓宗孝对记者的解释也不能成立：争议双方没有合同；不属于企业———但据《劳动法》，事实合同在劳动仲裁范围内；既然已将“代民师”定性为临时工，仲裁委责无旁贷。

      那么“不能受理”的真正原因在哪儿呢？“代民师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20年来的低工资是事实，20年来被排斥在“民转公”政策之外是事实，黔江县的乡村基础教育曾经需要、正在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代民师”是事实……但似乎所有这些事实都缺乏力度，因为“没有政策”。

      “没有政策”是黔江县教委的解释，也是重庆市教委人事处的释疑。6月26日记者在重庆市教委人事处得到的信息是：全重庆有13000名类似情况的代课教师。国家性的政策缺失，地方性的文件也不够明确。1981年四川省政府129号文件————《关于认真做好农村民办教师整顿工作的通知》中只强调“今后不再补充正式民师，如有缺额，可聘请代课教师”，但是对“代课教师”的性质、待遇、是否可转公办，是否可当临时工解聘等等问题没有下文。

      那么，为什么“没有政策”？会不会有政策？什么时候会有政策？

      7月2日国家教育部人事司对全国80万（国家教育部人事司的数字）张志安们的回答也只能让乐观的人对未来抱指望。

      据教育部人事司教师处负责同志讲，国家领导一直十分重视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最近，国务院一位领导还在会议上多次谈及这个问题，强调不能用解决民办教师的方法解决代课教师。国家对待民办教师的有些政策，比如，“将合格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等都带有一些“还账色彩”，不能沿用于“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师范生分不到偏远的乡村，二是因为一些乡村出于财政的考虑，愿意使用成本较低的“代课教师”。为了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国家对于“代课教师”的政策是一贯的，就是要调整、压缩，以至完全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代课教师”可以在国家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时，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可以到有教师岗位的学校竞争上岗。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实行。

     

      没有骄傲没有欣慰：不合时宜的黯淡回忆

      记者6月24日在黔江县濯水区与6位教师代表见面。可想而知，这6位刚刚遭遇辞退又被仲裁委拒绝的申诉人，个个神色颓唐愁眉苦脸。他们从不太体面的书包里掏出工伤证明；他们描述领取30块工资时的害臊以及只能以包谷充饥的苦涩；他们回忆“为提高文化水平”，卖掉华南牌缝纫机，步行到县城进修的艰难；他们拿自己比较“同年参加工作的公办”和“水平和自己有差距的民办”，他们的工资，他们的现在；他们讲述无钱医治而过世父亲、夭折的儿子、气急之下离婚的妻子，以及失业之后在金溪打砂修路力不从心的自己……他们其实并没有主动要诉苦，但当你向他们说询问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只有这些。磕磕绊绊的普通话，越说越激昂的黔江口音，绵绵延延的细雨里，微微陪笑地讲，让人觉得人生的残酷和无望。

      第一节课？青春年少初次登上讲台的心情？最后一节课？惜别眷恋之意？这些精致的情愫在粗砺的现实面前是多么奢侈多么不真实：

      犁湾中心校李满秋：头一次给学生发书，我觉得很得意。

      濯水中心校樊宣尧：下课有学生问我问题，让我很紧张。

      濯水中心校许才明：第一轮毕业班就有5个考上二中（重点校），学生家长赞许我教得好。

      濯水中心校许昌斌：第一节课，心跳很快。

      人民教师的光荣和欣慰在记忆里所剩不多，告别讲台的悲愤也多于感伤。除了张志安和罗成勇把“最后一课”改做“班会课”，其他教师都表示“没心思”，“忘了”，“就那么下课了”。

      ……

      张志安和罗成勇们“寻求公正”的过程像很多穷人的官司一样，渺渺茫茫，充满了关于“钱”的尴尬和麻烦。“我老婆哭了一场。孩子也掉了泪，因为他不能继续上学了。我没有。我遭遇了不公正，我要讨还公正。因此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出校长室就开始“寻找法律依据”的张志安怀揣着《教师法》和《劳动法》几个月来走家串户，联合同命相怜者，签名画押，走访乡邻家长，声援证明……从乡里到县城再到重庆，从乡教办到县教委到劳动局到三讲办，给市长的给教育部的信也发了……为了打官司，路费、吃、住、人情，还有请律师的钱————张与重庆某律师事务所定下6万元的代理合同，以张志安的名字贷款5000元，向亲戚朋友借，东拼西凑的1万元钱定金交给了律师。可是来之不易的1万元满怀希望地交到律师手里，不见律师来工作，电话询问，辗转一天的水陆旅途再到重庆，谁想惹怒了律师，某律师事务所称，依合同，每半月付1万，三个月内付清————代理费不到位不能工作……

      直到记者6月27日离开重庆时，某律师对“甲方拖欠的代理费”仍不肯让步，坚持“律师事务所不是慈善机构”的原则。

      地方劳动部门不予立案，代理律师拒绝工作，代民师张志安、罗成勇们“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公正”的期望正处在危险的延误之中———按照法律，从得知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当事人应当在60天之内向有关部门提起诉讼，否则不予受理。